一
时至今日，关于性别平等或性别正义的讨论，如果想要避免陷入两性对立的僵局，往往需要系统地反思父权制。作为一种延续数千年的不平等制度，父权制并非简单地靠损害一切女性来利于一切男性，而是有它本身的拣选“谁算个男人”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然而，由于父权制所规定的男性气质远不像看上去那么“自然”，现实中的人为了符合该标准，不得不活成它所期待的样子。这个过程从幼年开始持续终身，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暴力，而且最终总以失败收场。尽管如此，许多男性还是通过加入“权力的游戏”而获得了超出自己所应得的利益、认可和名声，而这是以系统性地歧视和压迫女性（以及出于自身或外部原因而未能活出男性气质的男性）来实现的。
父权制不仅持续存在，在当代似乎还在获得新的活力，这同人类社会普遍的平等化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在网络空间中，它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在社会上深感无力的男性，借着网络的匿名化，通过挑衅式的或攻击性的发言来展演“抗议型男性气质”。这表明，克服父权制及其所定义的男性气质，是现时代的男性所面临的挑战之一。这同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争取既密切相关又有所不同，它涉及的是所谓“男性参与”——更根本地说，是从女性主义出发设想全人类的崭新文明形态。
法国历史学家伊凡·雅布隆卡在写作《革新男性气质》一书时，心怀的正是这样的使命感。尽管并非性别研究领域的专家，雅布隆卡还是写出了一部“大历史”：从父权制在旧石器时代的建立，到19世纪以来女性为自身的各项权利的不懈抗争，再到当前世界上各个国家实现（或未实现）性别正义的曲折历程。这项工作并非只是为了发现和整理史实，而更像是雅布隆卡本人作为一名男性去自我追问和学习的见证。该书的法文原标题直译的意思是“正义的男人”，这可能是他想要追求的目标。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现是一个邀请，要让读者在自己身上克服父权制主导下的男性气质，寻找作为男性而生活的新模式。
具体而言，雅布隆卡并不认为“男性气质”这个概念本身应当全盘否定。从字面上说，它指的就是雄性的人类个体所展现出的性格特征。这个词之所以危险，恰恰是因为父权制长久以来垄断了对男性气质的定义权，由此产生的形象被雅布隆卡称作“支配性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可能表现为“炫耀型”“自控型”“牺牲型”“不明朗型”等等，近来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推进下还出现了上面提到的“抗议型”。与此相反，雅布隆卡想要寻求一种非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它表现为追求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维护保障性别正义的制度、懂得尊重、不回避自身的脆弱性等。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永远不去想象男性的一种新形象，许多男性就会倾向于认为性别平等的进程必然威胁到他们的男性身份，让他们无法继续“做男人”——毕竟他们迄今为止的男性身份恰恰是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即系统性地压迫和剥削女性的基础上的。在“做男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的想象力匮乏，可能是我们今日每每陷入“性别战争”的原因之一。
二
为什么对新的男性形象的想象要求我们克服对“支配”的执着？
雅布隆卡首先考察了世界各地在形成父系社会之初的历史，提出父权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制度，它以传统（“自古如此”）、自然（“天经地义”）、实用（“传宗接代”）的名义，系统性地将女性等同于她在“给予快感、制造孩童、并居家养育他们”这三件事上的功用。在这一系统中，女性总是服务性的、从属性的，她只有在服从自己被分配的角色的情况下才能被赋予人之为人的尊严。对功用的强调，将女性禁锢于家庭生活中，迫使其以利他的模式生活；父权制再赞许这种利他的品德，视之为“母性”或“女德”的核心，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仅从服务性的功用来看待女性的做法。这个不断强化自身的循环被雅布隆卡称作“父权环形系统”，女性自出生起就被困在其中。
相应地，父权制主导下的男性气质之所以展现出“支配”的一面，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的每一个男性都是对女性颐指气使的“暴君”，而是因为父权环形系统所蕴含的制度、道德、习俗、审美早已替他的全面支配铺好了路，以至于他只要去做一名“正常”“普通”的男性，就能够自动享受种种“性别红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此毫无察觉。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男性想当然地觉得自己的性欲理应被满足（如婚内强奸案例所体现的），“香火”理应被延续（如拐卖妇女案例所体现的），生活理应被照料（两性在家务劳动上付出的时间仍大大失衡）。
面对这种种深重的不平等，仅仅以普遍人权为出发点来劝说早已在父权制红利中“躺赢”太久的男性，难免收效甚微。毕竟，平等和正义的价值如果只是脱离了人的切身感受的“大话”，是很难让人去持续克服自己的懒惰和自己从出生以来就默认享有的特权的。更有甚者，一名践行这些价值的男性，在父权社会中反而会被嘲笑和排挤；他因为用自己的行为反照出看似“正常”的行事方式的不正常之处，而会被后者诬为“不正常”。这么说并不是要格外去“可怜”已经享有性别红利的男性，而是意味着如果仍然将人类之中的男性成员当作可以讲理、可以说服、可以争取的群体来看待，而非陷入性别隔离乃至性别灭绝的境地，那么更有效的办法是揭示出支配性男性气质伤害的不仅是所有女性和不愿与父权制共谋的男性；它在人格上对那些与父权制共谋的男性的毒害才是最深的。如果不去考察这个毒害的过程，我们甚至无法理解支配性男性气质中出现的炫耀、自控、牺牲等做法是从何而来的，自然也就无法从内部瓦解它。
三
在《革新男性气质》的第三部分“男性的缺陷”中，雅布隆卡集中刻画了支配性男性气质是如何毒害了那些试图遵照它而生活的男性。他从“男性自带的焦虑”入手：
“男人必须不断证明他是男人。男人总在担心，害怕自己配不上自己的性别。脆弱是刻在骨子里的，他总是在自我怀疑，唯恐自己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所以他才去寻衅滋事，四处卖弄，以牺牲为荣；所有‘壮美的死亡’都是这种焦虑带来的过度反应。”
这说明，在父权制中，男性的尊严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考验才能取得的特权。换言之，这种制度首先系统性地剥夺所有人（无论性别）的生而为人的尊严，然后向男性许诺，只要满足特定的标准，就能赢回在一开始被默认剥夺的尊严。这和资本主义首先让人陷入普遍贫困、再引诱人通过与之共谋而赢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这一次是带着性别的“滤镜”。如此赢回的尊严，一方面给了男性一种成就感，让他为了胜过了身边的许多人而不去追问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是利用现存的制度往上爬；另一方面，这一成就感又是极其不稳固的，它随时可能输掉，可能被抢夺或收回，这就使得男性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够男人”。男性的焦虑的根源因而在于，他的尊严是通过在一个系统地制造不平等的体制中钻营而赢得的，因而总是有条件的。没有人会无条件地把他“当人看”。他总在失去尊严的路上，这让他不能不忧心忡忡。
雅布隆卡指出，男性所面临的这种危机，并不是因为女性地位的上升而产生的，而是从父权制从建立之初便保障着其运转的“吸血”机制的表现。男性看似其中的胜利者，实则是被诱惑着自愿充当这台机器的“燃料”。女性在此不仅是男性为了在特权之梯上向上爬而必须踩着的对象，还是男性在不断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过程中避之唯恐不及的形象。吊诡的事情发生了，被分配给女性的气质，例如善于关怀互助、情感丰富、尊重身体、不免脆弱，如果出现在一名男性身上，反而会成为其耻辱，使之配排除出特权的分配体制。于是，男性为了证明自己“够男人”，反而要收起自己脆弱的一面，少向别人求助，藏起对别人的关心和自己的情感，锻炼出钢铁般的躯体和意志。
不消说，在这种表面的强力和坚固之下，是男性日复一日对自己施加的暴力，是所谓“对自己狠一点”。这并非因为内心的充实和坚定而散发出的力量感，而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张声势，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对自己施加的暴力让男性觉得粗暴对待一切事情和所有人是合理的；如果有谁经受不住这样的暴力，便不配和自己一样做个人。男孩从小面对的是一套夹杂着羞辱的教育，意图使之“硬气起来”，结果却使他从小将羞辱行为当作常态，以为在社会中不断给别人造成“微型”羞辱的能力（从攀比财富，到抢占位置，再到言语调戏女性、在公共场所抽烟）是“做男人”的必要环节。这样，“纵向”施加在男性身上的对尊严的剥夺，便以男性不断“横向”侵害他人尊严收场，父权制由此完成了“再生产”。
不难看出，对男性而言，支配性男性气质仿佛一纸“与魔鬼的契约”。与之共谋固然可以获得好处，但代价则是自己作为个体被持续剥削，而且男人彼此之间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对有限尊严的竞争关系。父权制恰恰通过剥削男性个体（事实上是剥削所有人），来实现对“男人”这个类型的塑造和不断强化，而男性在其中越是乐此不疲，这种普遍的剥削就越是无可逃避。最终，虽然父权制就其自身而言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更像是人类在其漫长历史的某一阶段沉迷的一个“小游戏”，但人们却难以看到它之外的可能性，而是往往将这个“小游戏”当作生活的唯一主题。最可笑的东西于是成了最“吃人”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雅布隆卡的这一结论：“掌权的男人是他自身性别的奴隶。”
究其原因，支配性男性气质并不尊重每个人具有创造性的生命，不尊重人在最根本层面上的灵魂自由。它以一套相互倾轧的外在等级制，引诱人们爬上那永无止境的阶梯，或者安于某个靠剥削他人而维系的位置。由于不能或不愿在男性身上培育内在的价值感，它建立起的是一种靠对人对己的暴力来喂养的男性身份认同。因此，男性在其中的境遇，仍然可以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那句著名的话来描述：“终其一生都会是孤单、贫穷、卑劣、残忍和短命的。”不过，与霍布斯所想的不同，这种境遇并不会因为男性在父权制中的共谋，乃至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就有所改善，因为这只是在暂时的、随时可能被背叛的联合和永远地失去自主权之间去做选择。
如果一种制度要通过剥削社会成员的生命的方式来使自己延续，那么它首先一定要在根本层面孤立社会中的每个人。孤立无援的、缺乏内在尊严的人最经不起不平等分配的权力的诱惑，他们因而会前赴后继地加入不平等的制度之中，千方百计地将自己和被歧视的群体区分开来，以维护其无比脆弱的尊严。父权制如此，种族主义、优绩主义和能人至上论也是如此。
四
有鉴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运作方式，我们要如何摆脱父权制的窠臼，如何设想人类文明的一种全新形态？
在第四部分“性别正义”中，雅布隆卡开始畅想“非支配性男性气质”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可以借鉴的是整个女性主义传统——无论是追求两性在权利上的平等，还是强调两性的差异、强调女性气质的文化类型。雅布隆卡细致追溯了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历程，尤其是呈现了历史上曾为女性权利而斗争的男性。与其说这是为了“抢功”（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表现），不如说是为了例证：男性可以、并且应当成为女性主义者，因为此处的“女性主义”指的不是父权制的不平等权力结构的简单倒转，而是借助受到的压迫远为深重的女性的视角，来反思乃至克服那培育了男性自己，甚至让男性定义了自己“是谁”的那种不公正。
这注定是一项艰难的使命，男性在其中会不断陷入“自己反对自己”的境地，并且很难在任何一刻确定地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出路。但是，这种追寻本身就是重新建立内在价值和尊严的过程。
就《革新男性气质》一书而言，目前能够给出的具体建议仍然非常初步，甚至显得有些太过天真。但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是能够确立的。比如，总的说来，民主制度比起政治的或宗教的威权制度更有助于培育“正义的男人”，因为前者容许男人作为社会的平等一员、作为“自己”，而非作为某个被赋予了特权的角色，来参与对如何共同生活的决定。它能够减少男性那种对外怯懦而不敢争取正当权利、对内专断而不讲道理的“窝里横”现象。在民主制度中可能（但并不必然）实现康德所说的“将每个人同时当作目的本身，而不仅仅当作手段”，从而避免仅从其“功用”看待女性，也避免按照符合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程度来给男性分配特权。
再比如，要让男人重新投入彼此关怀和帮助的人间生活，学习平等的亲密关系，诚实和大方地面对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的多样性，尤其是不刻意回避自己的脆弱之处。正视自身的本质性脆弱，恰恰是人性的表现；这么做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同情，而是为了在明确行动的界限的前提下看到自己真正能做和应当做的事情。人所独有的“伟大”，不在于“孤胆英雄”式的牺牲，而在于能够在彼此照应的群体性坚韧中平息、“包裹”或在生命的意义上超出所遇到的各自灾难。在这方面，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女性的角色再次固定下来，而是意味着只要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还在遭受压迫，她们所展现出的性格就更适合用来作为想象未来社会的参照点，而“女性气质”本身是流动而非固定的。如此导向的是所谓“人人关怀”或“为了全部人的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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